留余庆
是上辈行善留下的德泽，是上辈行善留下的德泽，灾难临头幸得遇上恩人；多亏我的娘亲，多亏我的娘亲，积得阴功回报给后代人。奉劝世人们，都来接济扶助贫苦人。不要象我那狠舅奸兄，只爱金钱不念骨肉情！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好是坏全由上天定。
参考资料：
留余庆：曲名“留余庆”，是说贾巧姐的娘王熙凤曾接济过刘姥姥，做了好事，因而得到好报——由刘姥姥救巧姐出火坑。先代为后代所遗留下来的福泽叫余庆。《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留余庆，与“积得阴功”义相似，是因果报应的通俗表达。娘亲：“母亲”的一种方言叫法。狠舅奸兄：后人难以考证曹雪芹原稿中“奸兄”所指系谁。《红楼梦》高鄂版续书写贾巧姐后为王仁（狠舅）、贾环、贾芸（奸兄）等所卖，但可以肯定贾芸并不是曹雪芹原稿中所说的“奸兄”。第二十四回的脂砚斋批语说小说后半部分有“芸哥仗义探庵”（靖藏本）事，并说“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贾环则既非“舅”，也非“兄”，而是巧姐的叔叔。乘除加减：指老天的赏罚丝毫不出差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苍穹：苍天。
参考资料：
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那是作者的阶级偏见。曲子还宣扬因果报应，说“乘除加减”，即所谓或增或损，或赏或罚，都是“上有苍穹”一全由老天爷安排决定。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剔除的封建糟粕。
此曲假托历经家败人亡、又流落烟花巷、最后幸遇曾受恩于贾府的刘姥姥赎救而得脱离苦海的巧姐口吻而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
参考资料：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是上辈行善留下的德泽，是上辈行善留下的德泽，灾难临头幸得遇上恩人；多亏我的娘亲，多亏我的娘亲，积得阴功回报给后代人。奉劝世人们，都来接济扶助贫苦人。不要象我那狠舅奸兄，只爱金钱不念骨肉情！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好是坏全由上天定。
注释
留余庆：曲名“留余庆”，是说贾巧姐的娘王熙凤曾接济过刘姥姥，做了好事，因而得到好报——由刘姥姥救巧姐出火坑。先代为后代所遗留下来的福泽叫余庆。《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留余庆，与“积得阴功”义相似，是因果报应的通俗表达。
娘亲：“母亲”的一种方言叫法。
狠舅奸兄：后人难以考证
创作背景
曹雪芹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将《红楼梦十二支曲》和《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写在了“贾宝玉神游大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这一回，这两组结构完整的组诗是“金陵十二钗”形象塑造的提纲。小说这一回，主要借由警幻仙子揭露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红楼梦十二支曲》和《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对一些重要的女性悲剧人物的性格、命运和贾府的最后破败，都概括地作了预示。《红楼梦十二支曲》是《红楼梦》的点睛之笔。而《留余庆》是揭露贾巧姐命运的一支曲子。
参考资料：
赏析
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